营口城区是在古代渡口、明代海防要地、清代贸易商埠区的基础上逐渐发展而成的。

地处大辽河入海口的营口市区，三国时称辽口，两晋时称历林口、明朝称梁房口、清初称没沟营。自三国时期就是辽东通往各地重要水路交通要地，即“通郡渡津”之地。

据《三国志·魏志·公孙度传》记载，魏景初二年(238年)“八月，太尉司马宣王(即司马懿)率众讨公孙渊……会霖雨三十余日，辽河暴涨，运船自辽口径至城下(今辽阳市)。”《晋书·载记》中记载，晋咸康二年(336年)正月，慕容皝率军“自昌黎东（今凌海市北大业堡古城址）践冰而进，凡三百余里至历林口，舍辎重，轻兵趋平郭（今熊岳）。”《明史·地理志》在梁房口条下载：“海运之舟由此入辽河”。明于洪武九年(1376年)置梁房口关，在此设关置卡收税。

清初开始营口逐渐成为东北与关内贸易的主要港口，南方来此贸易者逐年增多。清雍正四年(1726年)，在没沟营(今营口)的龙王庙旧址重建天后行宫(俗称西大庙)。据《天后宫重修碑文》中载，当时没沟营已是“舳舻云集，日以千计”。1858年签订的中英《天津条约》规定，牛庄、登州等口岸对外开放。由于营口水路状况远远优越于牛庄等辽河沿岸各地，故英国驻牛庄首任领事密迪乐于1861年5月23日乘舰沿辽河考察后，强行将《天津条约》规定的对外开放口岸牛庄改在营口。

营口成为对外通商口岸后，随着港口的兴起，自然形成一条商贾大街（今辽河大街西段），之后为守卫营口商埠，奉锦山海关兵备道道员俊达征调民夫，在沿辽河左岸西起外皮沟(今西潮沟)、东至青堆子(今站前区双桥里)、南至药家胡同(今西市区西八家子里)、王家花园大塘(今楞严寺公园人工湖)一带，修筑土圩墙，并沿土垣由西向东开设德盛门、秩成门、阜有门、扬武门、启文门、通惠门、丰济门、履和门、绥定门等9门。圩墙东西长5公里，南圩墙至辽河岸长1.5公里，面积约7.5平方公里。营口最繁华的西大街即在圩墙之内。

由于工商、金融、海河运输等行业繁荣发展，以及沟营(沟帮子至营口)、营大(营口到大石桥)铁路之便利，营口成为水陆运输的大码头、东北第一个近代港口城市。在经济繁荣的同时，埠内居民区随之扩大。原有的没沟营、三义庙、唐官屯、青堆子、邰家屯、五台子、贺家屯等小村落逐渐连成一片，居民区出现了以首户姓氏命名的刘家胡同、仲家胡同和以堂号命名的忠厚堂胡同、乐善堂胡同以及崇德里、德化里、安乐里等。居民从开港之初的近3万人，到1905年增至7.4万人，其中商埠区近5.2万人。与此同时陆续出现一批以著名商号、工厂命名的街巷，如以大屋子商号命名的东永茂胡同、汇源公胡同，以大豆加工业字号命名的东记油坊胡同，以旅店业字号命名的裕泰栈胡同，以饭馆命名的汇海楼胡同，以火柴厂名命名的甡甡街、三明街等；还有一些以官署军营命名的街巷，如县政府街、监督公署街、税捐局街、练军营街等；有些街巷则因市场命名，如马市街、渔市街、小车行街、小船行街等。此时的营口，夏天轮声帆影、万艘云集；冬季车尘马迹、络绎不绝。市场之繁荣，贸易之兴旺，为东北之冠，被誉为“东方贸易良港”。

1905年日俄战争后，日军侵占营口，在东部辟地建房，称为新市街（营口商埠区为旧市街），将今站前区永胜里以东、道叉子以西、园林里以北至辽河左岸一带作为日本居留民地。他们在这里开学校、设医院、筑仓库、盖公会堂以及民宅等，占地5.43平方公里。

新中国成立后，经过国民经济恢复、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，尤其是改革开放后，营口经济迅速发展，城区面貌日新月异。原来的市区沿辽河逐步扩展而成，东西狭长，唯一一条东西向马路（旧称一干线，今辽河大街）狭窄弯曲。

为适应现代交通的需要，从1978年开始，重新修整辽河大街，并依次向南修筑东西向的新兴大街、渤海大街、金牛山大街、青花大街、三征大街等；之后又陆续开辟滨海大道、得胜景观大道、平安路、清华路、新华路、市府路、学府路、盼盼路、东新路、光华路、东升路、公园路等南北通道。营口市区由原来的站前、西市两个行政区，扩大为鲅鱼圈、站前、西市、老边四个行政区。